比如，德国宪法法院建立在二战之后，正是联邦德国的宪政秩序肇始的时期，当时所面临的合宪性审查数量就很大。

施密特举了法国1875年宪法对君主制、共和制进行选择的例子以为佐证。前文已述，社会主义是五四宪法反映的实定宪法，而治理模式的选择在当时是被回避的政治决断。

制宪主体运用制宪权做出政治决断，这一过程产生实定宪法。[22]参见注[10]，第103页。虽然我们现在知道1975年全国人大违背了五四宪法，但现行宪法文本明确规定全国人大的宪法地位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但何为最高，答案却是模糊的。1978年以后，隐含法治主义的五四宪法被力图恢复，现行宪法旨在恢复五四宪法所体现的实定宪法，并在社会主义政党领导下就如何治理的问题进一步明确法治这一政治决断，消除五四宪法所具有的妥协性。[12]人民直接表述的制宪权意志需要进一步实施、贯彻，其实这就是制宪机关的作用。

但是五四宪法确定的实定宪法除了社会主义之外，还至少暗含了以法治作为治理模式的意思。现行宪法是以五四宪法的实定宪法为正当性基础的，它否定了七五、七八宪法不符合制宪权意志的部分政治决断。例如在欧盟指令（NIS Directive），其适用于数字服务提供者的网络安全监管义务，相当于我们的网络一般运行安全义务，总体上较轻且具有灵活性（关于与程度适应的要求），多属于事后监督。

比如，美国政府克林顿时期曾经就解密晶片使用加密技术同时应当为政府预留后门问题，最早打算通过直接管制的方式达成，但是在遇到产业界和理论界广泛质疑之后，明智地转向更加间接也更具有优势的市场策略方案。其他多数是管制抽象授权条款（第四条到第八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或者法定义务概括条款（第九条到第十二条），构成管制架构的原则基础，而第三条则从排序和彰显价值的特点来看，属于管制架构原则基础之基础。这种战略管理权与其他为数不多的一些领域的战略管理权一样（例如国防军工、航空航天等），是一种国家得高度干预网络空间的一种抽象治理权力。关于应对网络安全问题的意识随着网络安全事件不断升级也就不断得到强化。

所以，为了有效而合理地实施《网络安全法》，应当深刻理解有关网络安全管制正当化基础及其演化，更加准确地解读和把握我国网络安全管制的内在基础和外在边界，并且还要特别注意实施中的目的体系、行政权属性以及网络技术架构等限定问题。第四十七条规定网络运营者对有害信息有加强管理义务，发现情况应当立即停止传输，采取措施防止扩散，并且保存记录并报告。

我国《网络安全法》赋予的此类权力，包括：（1）国家具有基于促进和支持网络安全需要的标准化的权力。我国在2016年11月7日出台了《网络安全法》，2017年6月1日起正式施行，堪称一部全面规范网络空间安全管理方面问题的基础性法律。（4）国家还具有开展安全宣传和支持网络安全人才培养的权力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37条明确将监察机关与人大、政府、司法机关并列，体现了中央改革国家监察体制的决策部署和党规对改革的引领作用。

同时，长期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如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等仍然存在，还有待于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从严治党和依法治国协调推进加以解决。此项监察委员会与纪委合署办公，与1993年开始的纪委机关（纪委办事机构）和监察部门合署办公不同，监督主体将层级更高、对象更广、权限更大，原来纪委监督执纪达不到的层级、地方，或无法实施的措施，不仅可通过《条例》进行，还可依法赋予监察委员会实施，提高权威性，扩大覆盖面。（二）扩大监察范围 根据《宪法》的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明清时改设都察院，并设六科给事中监察六部。

不同于西方国家分权体制下专员监察权、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和台湾地区五权宪法下之监察权，也有别于我国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和审计监督权，且具权威性、相对独立性和准司法性。监察委员会要按照管理权限，对所辖范围内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依法实施监察。

[1]而从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等人严重违法违纪案件和巡视发现的问题看，对行使权力的监督还存在不少漏洞，如监督的系统性、经常性、有效性不够，监督有盲区，监督一把手有效管用的办法措施不多，对监督发现问题的纠正和整改刚性约束不足等，而且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各级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中贪污受贿、权力寻租、利益输送等腐败问题依然存在，这些问题严重损害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权基础和党的执政地位，而在宪法框架下推进监察体制改革，将有利于为监察立法和监督执法提供宪法保障，并解决复杂的腐败问题。议会监察专员每年向议会提交有关工作情况和司法、立法问题的监督情况报告。

西方不少国家除实行分权外，还建立了议会行政监察专员制度，由独立监督行政权运行且不受党派影响的监察专员，负责处理对政府部门违法和不当行政的申诉，并享有调查、报告及对个案处理和建议权。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要为改革试点成功后全面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创制宪法根据，只能修改宪法。通过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实现依宪治国和依规治党统一、党内监督与国家监察融合，形成全面覆盖依法履行公职人员的国家监察体制，有利于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监督体系，提升依宪治国的能力。汉代以监察地方长吏为主。但《行政监察法》规定监察机关是政府行使监察职能的机关，依法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实施监察，范围有限、监督有盲区。修改《地方组织法》关于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政府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监察工作的职权的条款。

1997年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制定并于2010年6月25日由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修订了《行政监察法》。政务院批准了政务院和大区、省、市（县）人民监察委员会试行组织条例，另设人民监察通讯员制度，形成三位一体监督体系，但1959年监察部被撤。

习近平总书记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指出宪法实施存在的不足，如保证宪法实施的监督机制和具体制度还不健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依然存在。因此，应对《宪法》第89条关于国务院领导和管理监察工作和第107条关于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监察工作的条款进行修改，并在《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中单设监察委员会一节，明确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监督执法的性质、反腐败机构和国家监察专责机关的宪法地位以及产生、组成和相互关系。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有利于在宪法轨道上解决复杂的腐败问题。建立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国家监察组织，应将行政监察，腐败预防，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相关职能，整合成为相对独立的监察权，集中由各级监察委员会行使。

我国公务员制度明确了依法履行公职的主体，除中国共产党机关、人大及其常委会机关、一府两院、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机关和政协机关外，还包括行政类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或群众团体机关。根据《刑事诉讼法》，检察院有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和预防职务犯罪等职能。因此，应根据《宪法》规定的精神，将监察范围扩展到中国共产党机关、人大及其常委会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政协机关、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机关的公务员，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人员，基层群众自治人员，国有企业管理人员，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和其他依法行使公共职务的人员。所谓国家治理体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治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其中依宪执政、依宪治国、依宪施政的水平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监察专员多由议会或政府首脑任命，向其汇报工作。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３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Ｎ］．人民日报，2012－12－5． [2]童之伟．将监察体制改革全程纳入法治轨道之方略[J]．法学，2016（12）． 进入专题： 宪法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

长期以来，我国纪检监察与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政府监督、审计监督、法院监督、民主党派和政协的民主监督和舆论监督、社会监督等一起，连同检察院查处贪污渎职、失职渎职、预防职务犯罪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有的监督职能边界不清、权威不够、监督有盲区、难以形成合力等问题。唐设御史台作为中央监察机关，有权弹劾百官、参决大狱、监督府库支出等，下设台院纠弹中央百官，设殿院整肃朝廷，设察院巡察地方。

依法治国是一项重要的宪法原则，其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其中形成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是其重要内容之一。因此，2016年12月2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提供了法律支持。

在宪法中确立的监察权应不同于行政监察权，不从属于行政系统。1986年恢复设立行政监察机关，199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关于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合署办公和机构设置有关问题的请示的通知》（中发〔1993〕4号）规定：中央纪委、监察部合署，实行一套工作机构、两个机关名称的体制。通过宪法确立监察机关的宪法地位，并与党章关于纪委的规定相呼应，有助于国家监察与党内监督互相促进、相辅相成。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要求完善监督制度，做好监督体系顶层设计，既加强党的自我监督，又加强对国家机器的监督。

[2]为此，应由中共中央按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的要求，适时正式就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建议，经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讨论后，依照法定程序提出宪法修正案议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会议审议。中国监察制度形成于战国时期。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既要求党依据宪法和法律治国理政，也要求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1949年中共中央决定设党的各级纪委作为党内监督机关，同时根据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在县市以上各级政府内，设人民监察机关，以监督各级国家机关和各种公务人员是否履行其职责，并纠举其中之违法失职的机关和人员。

修改《检察院组织法》《检察官法》《刑事诉讼法》关于检察院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和预防职务犯罪以及关于检察机关对直接受理的案件进行侦查的职权的条款。（五）赋予监察委员会职权并丰富监察手段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方案时指出：坚持宽打窄用，调查手段要宽、调查决策要严，必须有非常严格的审批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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